(一)“看病贵”并没有解决——引入市场机制后医疗费用的另一种扭曲
1. 数字悖论:医疗费用贵了还是便宜了。
2. 理论分析:发挥市场机制,不能回避医卫领域自身规律。
3. 现实情况——符合理论推断,形成了医疗费用的另一种扭曲。
(1)医疗设备盲目向高端发展的现象非常严重。
宿迁的医改已经很明显出现了“医疗装备竞赛”的趋势,各医院都努力扩大规模,纷纷上马高精尖设备。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医院就配备彩超、CT、核磁共振等,甚至一些一级医院也购置了CT,而电子胃镜、全自动生化仪等医疗设备在一级医院已是常见设备了。
走进宿迁的各类医院,一进门就能看到医院拥有的各种医疗设备和检查项目图文并茂的介绍。沭阳县平安医院是一家一级医院,诊疗室和病房设施都非常简陋,厕所都是墙边搭建的简易棚,但该院门诊大厅里就竖立着CT、电子胃镜等设备的介绍牌,张贴了34页该院治疗项目价目表。
沭阳县人民医院和仁慈医院在上项目、上设备、上硬件、挖人才上相互较量。仁慈医院建起了10层高的新就诊大楼,总投入达3000多万元,逼得沭阳县中医院以1000万元加大投入,县中医院正在筹建19层的综合大楼,还计划引进若干高频率核磁共振等先进设备。
当前,我国的许多卫生设施和设备是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新技术的滥用是推动医疗费用上升的重要原因。宿迁这样的贫困地区最缺乏的并不是高新技术设备,而是大量低成本、有效的服务。
(2)医生诱导病人多做检查和手术。
和其他地区相比,宿迁的医院开大处方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据一些院长介绍,现在门诊的利润已经比较薄,收入主要靠检查和手术。但却出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形成了医疗费用的另一种扭曲:
第一,医生更多要求病人接受各种医疗检查。我们去一些医院就诊看头疼或腿疼,几乎所有医院都要求做CT;去一些医院看胃病,大多数医生都说要做胃镜;我们看病时遇到的患者中也有很多人做了胃镜等检查。某医院是当地老百姓口碑最好的医院,即使这样的医院,该院院长介绍说每天500多门诊病人,有近100人次的CT检查,15人次的胃镜检查(500个门诊病人中看消化内科的病人并不多),这远比北京等城市医院的比例高。
第二,不需要开刀的疾病让病人开刀。一些医院的剖腹产率达90%。
第三,不严重的疾病故意说得很重。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手腕骨折,医生极力推荐该患者换人工关节,并称52岁妇女已到更年期,骨头停止生长,骨折已无法恢复,必须换人工关节。这是我们在宿迁某医院(最好的医院之一)就诊时亲眼所见。
更令人担忧的是宿迁地区大部分是农村居民,他们的医疗知识很少,医生更容易诱导这些病人。
(3)当地卫生局的解释验证了调研情况和分析。
宿迁卫生局官员认为医院收入增加的原因有三方面:一、医疗服务项目增加,医院的收入也就增加。二、病人结构调整。医改后有些大病能治、手术能做了,而治大病的回报率比治小病高,手术的回报率比门诊高。三、病人总量增加。一些外流病人被吸引回来。这些都验证了我们调研和分析的结果,现在医院确实通过扩张检查、手术等方式增加收入。
对于数据的真实性,宿迁卫生局官员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各医院上报的,如果有水分,收入数据也只可能是报低了,而不是报高,否则医院要交更多的税,医院没有报高的积极性。
同样的逻辑,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如此数据收集制度下,医院有低报平均门诊费用和平均住院费用的积极性,因为这些指标是评价医院的关键指标。
4. 医院的“红包”和“回扣”现象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私立医院的内部管理机制灵活,股东以利润为主要目标,固然会通过提高医生待遇激励医生,并约束医生个人收取红包的行为。但是关键在于医院作为一个整体,其赢利的动机并未改变,反而得到了加强——建立在股份制基础上的医院,如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就无法生存。
虽然消灭了医生个人收红包、收回扣的问题,但是这部分利益并没有回到患者手里,而是集中到了医院股东的手里。只是红包从地下转到了地上,从医生收红包变成了股东分红。
解决“红包问题”的途径是使医院不再有赢利动机。只要这一点不改变,红包和回扣还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我们在考察中广泛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根据对医生的访谈,无论是原来的公立医院(如人民医院),还是新建的民营医院(如仁慈医院),都存在着医生开药和开检查提成的行为。这和我们的预测是一致的。
随着医疗市场的急速扩张,对医务人员的需求急剧增加,导致基层技术力量削弱,同时引发新兴医院医疗质量方面的问题。
随着医院数量的快速增长,市场对医务人员的需求相应上升。在宿迁地区,短期内很难吸引大量外来医务人员。当前,医生的流动趋势是农村及国有医院的好医生向城市及私立医院流动。新医院的医务人员大多来源于乡镇卫生院,甚至有无照医生。而乡镇医疗机构开始吸纳原本的村医。
这种情况一方面削弱了农村或社区的基本医疗服务质量;如果监管力度不足,新兴医院的医疗质量难以保证。调查发现,许多私立医院以“外来专家门诊”为招牌吸引患者,但实际名不副实。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市区众多新兴医院的普遍现象。
乡镇、村卫生院(室)的医疗水平明显下降。改革后,这些基层医疗机构被个人收购,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医院,导致许多医院老板并不懂医疗。市场化的医疗环境使得许多技术过硬的医生选择到城区的新兴医院工作,导致乡镇医院的医疗水平下降,无法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医院对医生的培养积极性不高,高水平医疗队伍发展的持续性面临挑战。医务人员的稳定性下降,使得医院缺乏培养医疗技术人才的动力。医疗机构不断增加,医生随时可以跳槽,这使得医院更倾向“抢人”而不“育人”,不愿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
职能的转变表现在不再直接办医,但对医疗的监管却存在不足。尽管办医的状况已得到根本改变,但对医疗的监管急需加强。
医疗准入的监管缺失。宿迁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降低了医院准入的门槛,不利于医疗服务质量的保障。医院的资质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医疗行业的管理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对医院的审批应更加注重管理和资质经验,而不仅仅是资产。
行业监管手段单一,质量监管不足。对民营医疗机构的监管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如奖励和惩罚。由于监管不足,一些医院存在过度医疗、违规手术、药品质量等问题。
财务监管不足,非营利性医院的盈利行为也是一个问题。宿迁的所有医院都进行了改制,转为民营,但调研发现这些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仍实行分红。转制后,卫生部门无法掌握医院经营的数据,医院倾向于上报有利于自身的数据,以非营利之名行盈利之实。
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激励机制下,地方往往过于关注GDP、招商引资等指标,而对于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投入缺乏热情和实力。这导致对公立卫生机构的经费补助日渐减少,甚至直接变卖,反映了地方减轻财政负担的冲动,也成为了医改市场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明确责任。中央需通过有效措施确保所有公民享有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明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财政补助标准。对于地区间财政能力的差异,应通过加强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
关于“宿迁模式”,我们认为其将医疗卫生事业定位为“经营性行业”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医疗行业的特性如不确定性、外部性、垄断性和信息高度不对称性等,使得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化必然导致医疗价格飙升,难以控制。通过竞争来控制医疗价格的思路在短期内可能有效,但长期来看并不实际。医院的竞争主要表现为“非价格竞争”,即医院竞相提供最先进的高科技医疗服务,提升品牌。“看病贵”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只会越来越严重。
尽管“引入市场机制”和“主办医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可以结合起来,结合市场和干预的优点,建立既有干预的公平性和成本可控性,又有市场的高效性和灵敏性的制度。
宿迁的医改通过公立医疗机构转制,改变了直接办医的局面,引入了社会资本,快速扩大了医疗资源,提高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改善了医疗服务质量。最重要的目标——公共卫生发展和“看病贵”的问题尚未解决。原因在于市场机制无法完全回避医疗卫生事业的自身规律。改革后,医院的赢利动机并未消除,反而加强。过快开放医疗服务市场导致大量不规范竞争行为的存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医院总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增加收益,竞相引进专家技术和更先进的医疗设备。供给的增加导致医疗服务、检查、手术和药品的过度使用,使得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不仅浪费医药资源,还可能危害患者健康,使老百姓看病更贵。
虽然职能转变了,但“管医院”还需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尤其是长效投入机制尚未形成。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公积金业务中全面推广使用电子证照,实现了电子证照跨层级、跨部门共享应用,有效解决了提供虚假材料的风险,保障了公积金资金安全。电子证照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水平,也为公积金业务事后监管提供了更有效的“互联网+监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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